熊丙奇

　　谈起两会，有朋友告诉我，今年两会的教育提案，比较难写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近四年来，大家关注的教育问题，都已有回应，包括教育投入在 2012年达GDP的4%，实现历史性的突破；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，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取消行政审批，重点学科审批也取消了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，政府部门已经下发规范免试就近入学的意见，要求2016年做到小学100%就近免试入学；高考制度改革，教育部已表态今年上半年出台方案，此前北京已经颁布2016 后的高考改革方案；异地高考，30个省市已公布具体方案或意见，从去年起，已有部分省市实施；等等。还有什么好提议的呢?

　　客观而言，教育问题能逐步得到解决，凝聚着代表委员的不懈努力，有代表委员就连续多年提增加教育投入、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、实现义务教育均衡、改革高考制度的议案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还远远不够，政府出台的政策，究竟落实情况如何?这些政策，能否根本解决问题?作为教育民生政策，该不该就由政府部门单方面决策?等等，是需要代表委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的。

　　我国已经颁布的教育法律法规，有不少条款并没有落实，有法不依，这需要代表履行质询、监督的职责，追究不落实的责任，但遗憾的是，近年来的两会上，问责的场面并不多，比较典型的是，2006年颁布的《义务教育法》已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举办重点校、重点班，按理，如果各地存在重点校、重点班，代表应该依法追究政府部门的责任，可是大家所见的是，有代表提案要求取消重点校、重点班。试想，提案的最好结果，不是纳入立法吗?现有法律已经明确，可却还要代表提案，这是重复提案，需要代表们做的是依法追究责任，让法律真正管用。

　　教育投入在2012年达GDP的4%，被认为是历史性突破，可是这是一个迟到整整13年才达到的目标，1993年颁布的国家教育和发展纲要，明确规定在1999年(上世纪末)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%，对此，代表委员应该追究政府部门没有落实的责任，可结果却是，财政拨款权力掌握在政府部门，没有任何人因教育投入被问责，导致教育欠债严重，教育不公平、不均衡问题与此密切相关。

　　现在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%，但并不表明，教育投入这一问题就得到解决了。行政主导教育投入这一基本投入机制还没变，教育投入不到位、用财政权干预学校自主办学的问题就依旧存在。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，必须探索建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委员会，由拨款委员会负责拨款预算，并监督政府部门拨款，另外，还要转变教育经费层层拨付的方式，防止拨款过程中的挤占、挪用，直接拨付到学校账号，以至教师、学生的账号。而建立新的拨款机制，这就需要代表委员的努力。

　　同样，目前教育部门制订的教育政策，能否得到执行，大多需要观察，不要以为下发了通知、文件，问题就得到治理了，比如，教育部门发的减负令，已经堆积如山，可学生还是“压力山大”，原因在于，这些政策没有落实，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出现在一系列教育新政中，像就近免试入学政策，目前就普遍不被看好。而就是得到执行，目前这些措施对于教育问题的解决，也只是治标不治本。拿就近免试入学来说，如果义务教育不均衡情况依旧存在，严格实行划片入学，必然会让学区房爆热，择校会变为择学区，家长的择校焦虑不可能缓解，而治本的措施，是增加教育投入、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，这也要求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，剥离政府的教育投入主导权，实行教育民主决策。

　　异地高考问题和高考制度改革，目前也未触及实质——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是在当前的高考录取制度框架之下进行的，由各地在户籍报名制度上适当放开报名条件;推进高考制度改革，也是在录取制度不变的情况下，进行减少科目、文理不分科和英语科目一年多次考的改革，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高考的地区不公平，并打破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格局。北上广的异地高考门槛很高，就是受录取制度的限制。按照目前的思路，异地高考很难得到全面解决，而高考改革很有可能越改越令公众焦虑。

　　其实，如果高考改革能着力打破集中录取制度，异地高考根本就不再存在——如果全国重点大学实行面向全国的自主招生，全国所有考生都可在任何地方自由报考，以这一成绩去申请大学，大学独立自主招生，何来异地高考?——原来的教招考一体化格局也被打破，高考根本不必在科目、分值上做文章，考生参加目前的高考，以高考成绩去申请大学，大学自主根据办学定位、专业特点提出申请学科以及学科成绩要求，学校独立录取，学校和学生不就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了吗?

　　对于这样的改革，有两种意见，一种意见是，会制造不公平，获得自主权的学校，可能会搞潜规则，因此不能把权力给大学，另一种意见是，现行高考制度，政府部门掌握着计划审批权、考试评价权、投档权、学位授予权，因此政府不可能放权。各方意见不一，这正是需要在人大这一立法机构广泛讨论、审议，事实上，所有影响广泛的教育民生政策，都不能由教育行政部门单方面决策——决策可能只考虑行政部门的权力、利益，而不关注受教育者的权益、意见。以笔者之见，就近免试入学政策、异地高考政策、高考改革、制订大学章程等教育重大问题，都应该立法，而不是由行政部门发文。

　　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，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，这就是说，改革要通过立法讨论、审议，否则，由政府部门提出的改革措施，就面临于法无据的风险 ——我国教育规划纲要，就存在这样的问题，诸多纲要提到的改革，是要突破现有法律法规的局限的，但如果现有法律法规不根据改革的需要、社会的发展而修订，改革就面临违法的风险，纲要颁布至今三年有余，但实质性的改革很难推动，与法律滞后无不关系，拿南科大曾经提出的自授学位改革来说，这是符合纲要改革精神的，可却与现行法律冲突。从这一角度看，代表委员的责任，极为重大。一方面要监督已有法律法规的执行，另一方面要将教育问题的治理、教育改革纳入立法程序，需要代表委员做的，其实很多。

（来源：北京民科院舆情研究室）